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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北京12月31日电 题：追忆伊懋可：走完半世纪中国历史之路的汉学大家中新社记者 罗海兵1973年，英国汉学家伊懋可(John Mark Dutton Elvin)在其首部著作《中国的历史之路》(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一书中提出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阐释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在学界引起巨大反响，成为西方中国史研究的理论基石。其实早在1979年初读伊懋可的《中国的历史之路》，李伯重即着手该部著作的翻译工作。

与《罗马帝国衰亡史》相比，《中国的历史之路》意在激起新的讨论，而非提供任何可以称为定论的答案。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而且是世界历史中非常广大、重要且有趣的一个部分。

吉本撰写其著作是为了证明他已信以为真的某些内容，而我动手写作则要检验那些尚未有满意答案的问题。受访者何平供图在牛津的第一年，何平几乎每周都要向伊懋可提交读书报告。2000年，李伯重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论文《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对伊懋可关于技术进步的观点提出批评。伊懋可向何平谈起20世纪70年代其访问上海的经历，说中国是其学术圣地，并对他的论文研究方向提出建议。该会议的论文集《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也成为中国环境史的开山立派之作。至今他仍然怀念老师水平极高的评论，虽然犀利，但总是极具启发，在思想上逐步引导我深入发现历史真实，形成洞察力。

他的信，就像民国时代的中国学者写的，半文半白的风格。提出中国学之问伊懋可1938年生于英国剑桥，并在那里获得博士学位，但却对中华文明情有独钟。

伊懋可在书中提出的问题是：从长期来看，中华帝国为何能长期维持统一而没有像罗马帝国那样最终分裂？前有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对中国提出韦伯之问，后有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提出李约瑟之问，在伊懋可的学生、四川大学教授何平看来，伊懋可的提问可以比肩二者，谓之中国学之问。2004年，伊懋可出版《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厘定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框架，被誉为西方学者撰写的中国环境史的奠基作之一。

忽遇文殊开慧眼，他年应记老师心。我觉得他的新观点很正确，对我帮助很大，后来我在自己的著作里也多次引用了他的观点。

在更为漫长且曲折的四十余载时光里，经4位中国历史学者通力合作翻译，该部著作的中文版终于今年4月出版，适逢这本书英文版问世50周年，因此也成就了国际中国史研究历史上的一段佳话。梅雪芹指出，伊懋可从大象的退却切入中国古代历史之后，书写和诠释的则是几千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节节推进与野象的步步退却之间的关系，以此分析漫长历史时期在被称为中国的这片土地上人与自然互动的变化及其得失。2011年10月25日，梅雪芹(右二)和伊懋可(左二)在第一届东亚环境史学术研讨会期间于台北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馆会场合影。伊懋可在该书中文版的自序中强调。

20世纪50年代初，15岁的伊懋可在伦敦求学，读到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的史学著作《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后受其影响写作《中国的历史之路》，从一个典型的欧洲人的视角看中国历史。如今近半个世纪过去，智者于12月19日在英国剑桥溘然辞世，令学界惋叹。

而且，他对批评他的意见不仅不抵触生气，还和批评者共同寻求更好的见解。他特意从牛津老家赶来剑桥，我们在李约瑟研究所文献室交流了一整天。

深耕中国经济史、文化史之后，伊懋可研究的重点领域转向中国环境史。当年6月，李伯重和伊懋可参加了一个在东京举行的学术会议，会上两人就此问题进行了争论。

《中国的历史之路》中文译稿定稿后，李伯重请伊懋可为中文版作序，他欣然命笔，希冀中译本能为中文读者打开通向了解很久以前的中国的有趣之窗，而这可能是他最后一篇文字。沉默良久后李伯重低语道。1980年代初，该部著作经中国经济史学泰斗吴承明先生等引介传入中国学界，影响并启发了一代中国学者。梅雪芹回忆，伊懋可耐心向她讲解，并坦诚书中不足，提醒梅雪芹在翻译时注意。

其中，2010年1月，梅雪芹在剑桥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期间，当面向伊懋可请教翻译《大象的退却》过程中的问题与困惑。伊懋可(右一)和学生一起吃饭，左一为何平。

12月28日，清华大学历史系举办伊懋可先生学术纪念会，追思、缅怀这位治学严谨、爱人以德的汉学大家。《大象的退却》在学术界无人不知。

在他看来，伊懋可不仅是当今西方中国史研究方面最优秀的学者之一，还是一位以追求学问真谛为毕生使命的真正学者。伊懋可建构的是一个包括人类和自然两大系统复杂关联的整体综合的历史叙事和解说框架，《大象的退却》所映照的并非某个方面或某个门类的历史，而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整体史，称之为环境史当然也是十分恰当的，梅雪芹评价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