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芯”的奋起直追

她在雅典時，中直追神秘兮兮地通知她母親：她是因為「個人因素，所以才延長待在那裡的時間——而不只是因為想要好好的看一下另一個美麗的國家」。

不過，中直追法官不是神，也需要時間好好檢視重整計畫。那麼，中直追到底是純粹經營不善，有機會再次奮起，還是公司早被掏空，爛泥扶不上牆了呢？ 這就得需要公權力的介入，才有辦法水落石出了。

法院會檢視公司的重整計畫後，中直追若認為可行，則會在法院監督下執行，希望達成既把債務還清，公司又能繼續營運的雙贏局面。這樣的惡性循環，中直追不僅債權人可能損失當初借出的錢，供應商收不到款項，公司員工失業，投資的股東更因此多了好幾張壁紙，沒有人會是贏家。證交所因為兩公司延遲重整公告情節重大，中直追各開罰100萬，金管會也針對此延遲，開罰兩公司負責人王金世英（四房）各240萬。據《今周刊》報導，中直追申請重整後隔天，中直追王又曾與四房馬上就飛到香港（畏罪潛逃），而在2006年最後一天應父親要求飛來香港會面的王令一，見到父親交給他的一疊文件，竟然是力霸與嘉食化的重整申請書時，才知道原來父親不是找他跨年，而是要他處理這個爛攤子，順便擔下責任。紙包不住火 2007年1月4號，中直追台北地方法院裁定，准予中國力霸跟嘉食化緊急處分，為期90天。

跟現在大型集團的總資產比起來，中直追5000億看起來不算什麼，但若你知道2006年鴻海集團總資產也不過4600多億，就能夠體會當時力霸集團的重量了。它希望給目前遭遇財務困難、中直追瀕臨倒閉，但有機會東山再起的企業一次機會。這三種提案都試圖區分「經濟」系統與「性別」系統，中直追並企圖指出性別系統具備某種程度的自主性，未必能完全以經濟能力來解釋。

中直追馬克思 許多研究都試圖將馬克思主義應用到女性議題。然而有許多研究的野心更大——他們指出，中直追「家事」與「勞動力的再生產」是密切相關的，因此，女人所受的壓迫應置於資本主義的核心。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力的再生產仰賴女性無償的家務勞動，中直追沒有女人的後勤支援，資本體系便不能生產剩餘價值。資本從勞動中抽取剩餘價值，中直追而這樣的主張就直接將女人放在這個集聚資本的過程裡。

我們要做的正是把恩格斯丟掉的東西撿起來，學他的方法而不去理會他的結果。她理想中的社會，男女雖有生理性別之異，卻不應有社會性別之分和上下之別。

也有人提出其他名稱來指涉「身體性別／社會性別系統」，最常見的是「再生產方式」（mode of reproduction） 和「父權」。魯冰首創「交易女人」（traffic in women）一詞，近二十年來一再被用來描述經濟劣勢的女人，特別是第三世界婦女身體被販賣的現象。佛洛依德和李維史陀都不是從這個角度看自己的作品，當然也沒有以批判的眼光檢視自己所描述的過程。恩格斯將性別壓迫放在生產方式的發展進程中，然後就把這整件事給忘了。

因為沒有更好的辭彙，所以我將社會生活的這個部分稱為「身體性別／社會性別系統」（sex/gender system）。然而我們閱讀他們的分析與描述時，應該跟馬克思閱讀先前的古典象徵經濟學者一樣。我為它下的初步定義是：社會為了將生物的性事轉化為人為的活動，所需的一組社會安排。本文原載於《女人、文化與社會》（Women,Culture and Society, 1974）。

男女的不平等比資本主義早了好幾個世紀，資本主義只是接收並重新架設這種不平等。此文完成於1975年，探討社會性別及異性戀體制的歷史及社會因素，如何經由經濟機制、社會功能到心理因素不斷複製。

再來，「父權」一語也並不足以描述許多性別階層化的社會「學分」的授與，也就是說，每一門課在學年結束時的合格證明如何認定，進行的方式極其荒誕。

可是從創校開始，在揮之不去的暴力氛圍裡，情況始終沒變，之後亦將如是，而且會持續很久。」他離開凡森沒多久就這樣告訴一位朋友。對教育部來說，這已經過頭了，太過頭了。總之，剛開始的時候是這樣，因為他似乎很快就厭倦了。重新浮出海面，進入政治，這或許有很大部分要歸功於丹尼爾．德費（他屬於無產階級左派當中的毛派）。當然，我們看到他手持鐵棒，準備要跟共產黨的活躍分子打架，當然，我們看到他向警察扔擲石頭⋯⋯可是凡森大學的氣氛或許不能讓他一直開心下去。

一九七○年四月三日，茱蒂特．米勒（她是拉岡的女兒，無產階級左派的毛派運動積極分子）收到部長來函，告知「她的高等教育職務」被解除了，她要被調回原先借調的中等教育機構。這段時間對他的人生、他的學術生涯和他的著作極為重要。

所有人心目中的傅柯就在這個時候被創造出來，示威與宣言的傅柯，「抗爭」與「批判」的傅柯，而法蘭西公學院的教席又讓這些印象更為穩固，更加有力。「我已經受夠身邊都是一些半瘋狂的人了。

第二年，通過的名單已經打好了，但是只要開口要求，就可以把名字列上去。一名曾參與創校的教師認為，這個系「從一開始就充滿自我毀滅的暈眩感」。

其實他很高興能離開這個地方，他早就知道這裡只是過渡性的，他同時也在準備法蘭西公學院教席的遴選：他編寫了候選小冊，拜訪現任教席，規規矩矩地遵循這個負有盛名的教育機構對於想要躋身其間的人所要求的種種繁文縟節。總之，他不是那麼喜歡跟學生接觸，而且好像也不怎麼欣賞某些同事的作為（後來他語帶輕蔑地談到從前的那些極左派活躍分子成了「凡森的小頭目」）。事實上，在這關鍵的時刻，一個完全不同於以往的傅柯即將誕生，我們看到的不再是參加教育部委員會的大學教授或國家行政學院的口試委員，從前的傅柯就要漸漸消失，被人遺忘，而從凡森大學的蒸餾器裡將冒出一位入世的哲學家，無論在行動還是思考，他的介入行動在所有戰線上鋪展開來。」報章雜誌也經常借題發揮，一連糾纏數年。

有些人甚至認為，傅柯的凡森經驗讓他受到不少創傷，因為外界對於教師的質疑始終不曾稍止。他在一九六三年成為傅柯的伴侶，直到傅柯離世。

哲學系當年的系祕書是這麼說的：第一年，老師們把自己關在一間教室裡，學生們從門底下塞一張小紙條進來，上面寫著他們的名字，老師們再把名字登錄在通過考試的名單。一九六九年起，傅柯開始化身為積極參與運動的知識分子。

一九六九年十月八日，校長杜霍茲就已經提出這樣的警告：「如果學生不負責任的行為找不到制衡的力量，我擔心凡森大學會出大事，到時我們就會被迫關閉。報紙依據各自的政治取向，質問是否要（或是「該」）關閉凡森大學？「凡森大學被判緩刑」、「凡森大學要活下去」等等。

接連好幾個月，只要一出事，報上就會出現這類報導，宛如永無休止的連禱文。傅柯做了一些安排，讓他在凡森大學受聘為社會系的助教（後來他在社會系成為講師，然後是助理教授）。文：迪迪耶．艾希邦（Didier Eribon） 插曲：凡森大學 不過，傅柯傷腦筋的事情還沒完，因為過沒多久又爆發了另一件事，將眾人的目光再度吸回到凡森大學和他的哲學系，因為不只是課程的問題，教學監督模式和考試程序也已經引起教育部當局的憤怒。於是他盡量安排少待在校園裡，好讓自己可以繼續探索國家圖書館。

教育部的決定當然在凡森大學再度引發緊張的局勢，學生占領校舍，警方強制驅離。而這一切都有傅柯的身影，他就算不是深表贊同，至少也有參與或背書，他在這種過激極左派的抗爭之中悠游自在，像是盡情享受著每天都變換花樣的各式示威活動。

不過他的知識領域暫時還沒被打上「進入政治」的標記：他在凡森大學開了尼采的課，一九七○年十二月在法蘭西公學院的首講也還是比較接近《知識考古學》書中關切的主題，而非後來關注的權力問題。因為正是在那裡，他真正重回政治，與歷史相遇，「像一套放在海底的潛水服，突然被風暴捲到岸邊，」這是傅柯自己做的比喻，後來維耶曼在法蘭西公學院向傅柯致悼詞時也引述了這個畫面。

這類事件不過是引發議論的諸多事端當中的一部分，這些事也提供了談資，讓人們可以繼續爭辯凡森大學的種種及其存廢問題。引爆點：《快訊》週刊登了這本書的書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