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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的旅行》與茱莉安摩爾的《Gloria Bell》。」 陳思宏說，關於婚姻平權有很多論述，「但我想知道一個來自員林的小家庭如何面對這個撕裂社會的議題，以及，一個女性為何想加入反同陣營？」 為了寫《樓上的好人》，陳思宏訪問了五位曾參與反同運動的女性。
大姊充滿怨懟，初來乍到德國，看一切都不順眼。我想到，啊那些對我吼、對我尖叫的反同女性豈不是正違反了這些原廠設定？」 老處女礙著了誰？ 《樓上的好人》主角除了是現實中曾對陳思宏尖叫怒吼的天選casting，還動用了他讀彰中的老處女記憶，「我一直都對老處女這稱號很有興趣，這稱號有個衝突，老了卻還是處子之身。「對她們來說，加入教會其實像結婚，想逃避孤寂而加入群體，再被這個群體動員，做自己也不明就裡的事。「在異國的月光下，我們更容易變形，因為無人知曉。
」 一場夏日破處之旅 《樓上的好人》敘述住在員林的女主角「大姊」到柏林找小弟，經歷一連串觀光客的不適跟文化震撼，平行回望員林童年，其中藏著小弟出走他鄉的祕密。「婚姻平權運動多數期間我不在台灣，釋憲當天剛好我在場。迷路的她遇上一群很明顯是同志的男生，這群小gay跟她說阿姨你跟我來。」 「她在熱浪中變形了。
小說一下便有兩個惹人議論的標籤，想發文罵人的讀者，不妨先聽聽陳思宏描述的2017年同婚釋憲現場。當做戲的女人無法演活自己 細數三部曲，從永靖出發，繞道佛羅里達，最終復返員林與柏林。
我寫女性都希望她們能盡最大力量違反『原廠設定』——那些對女人的期待跟枷鎖，可以不用好看，不用瘦，不用結婚，不用溫柔，不用體貼，不用當母親。在《樓上的好人》，陳思宏把此前「夏日三部曲」的核心「變形」跟做戲結合，指出了其中的弔詭之處：為何當女性變形，變得不像原本的自己，才得以停止做戲？ 陳思宏說，自己喜歡描寫女性多過於男性，「因為女性在男性掌控的社會必須變出許多面貌求生。
於是花花綠綠的小gay領著一個白衣阿姨。」 陳思宏的結論是，她們是寂寞的人，把教會視為家庭的延伸或補充。」 兩則反同現場的記憶 如果在柏林，一個護家盟老處女。陳思宏說，「這很有趣。這帶給我很大的視覺衝擊。《佛羅里達變形記》撕毀青春謳歌，正視少年少女成長痛與被迫做的美國夢。
他發現她們的共通點是，其實不大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我問其中一人說，你為什麼討厭同性戀？她嚇得連忙否認說沒有啊沒有。」 然而，相較上述影像作品的輕鬆寫意，《樓上的好人》裡的大姊有許多磨難。
儘管這部影集毀譽參半，但陳思宏說至少有一點它寫到點上了。我不知道這件事對那個阿姨有什麼啟發或質變，但我相信她之前一定沒有真的跟同志相處過。
不同於《鬼地方》寫好幾名女性半活不死的生命史，《樓上的好人》將繁複工法用在同一名女性角色上，一針一線將她繡得立體，有聲有色。文：翟翱 追問梅莉史翠普是不是真的在員林前，不妨先看《艾蜜莉在巴黎》。
不過且慢，大姊還有一個更重要任務。白話一點就是，「你看很多同志到一個新國家、地區，都是先打開交友app，尋菜一輪。「我離開立法院後，走到台北火車站，看到一個全身白衣的阿姨迷路了。那天立法院前同志聚集，彩虹旗飄逸，大家看起來都很開心，僅僅過條街，就是身穿白衣服各式不知道什麼盟的人。
談到大姊這角色，陳思宏有幾分猶豫（同時帶著興奮），「儘管我擔心讀者不喜歡她，但跟著她走完這夏日旅程，我相信讀者會喜歡她。迫在生活中粉墨登場的女性，都活成了戲精梅莉史翠普。
我們在各種語言中都可以找到相應的詞，因為各種文化都常常以性貶抑女性，用性來判斷一個人值不值得存在。我在兩邊遊走，反同方有錢到有流動廁所，我注意到上面有彩虹標誌——其實是流動廁所公司的logo，就故意問，欸你們廁所貼彩虹標誌是怎麼回事，你們是支持同婚的嗎？接著，此起彼落的尖叫聲包圍我，一群白衣人對穿花襯衫的我尖叫著。
更可怪的是，她曾是護家盟。當周遭都是聽不懂的語言跟陌生面孔，你就會解開束縛，因為束縛都來自人情。
千千萬萬的梅莉史翠普上演不屬於自己的戲碼，「她們更引起我的興趣，也更值得書寫。我默默記下這一群對我尖叫的女性。當遮掩的羞恥散去，慾望便成了醍醐味，引出脆弱也最真的自己。我覺得這畫面超有趣，就遠遠的跟蹤他們。
影像中也有類似的女性身影，例如茱莉亞羅勃茲演出的《享受吧。」 當天稍晚，還有另一個場景令陳思宏印象深刻。
」 這便是《樓上的好人》給出了一個不合時宜的女主角的原因。我看到這一幕覺得太真實了，因為柏林也會熱到38度，我朋友常常說誰家有冷氣我就要嫁給他。
《鬼地方》在中元溽暑、紙灰飛揚中揭開家國大大小小的傷痕。這恰恰是他用三部曲寫夏日的想法——高溫蒸汗，禮教氤氳，氣味流竄，人意識到自己與他人身體的存在，為此焦慮卻也興奮。